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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讲，“鲍莫尔病”是一个新名词。“鲍莫尔病”究竟是一个什么“病”？
“鲍莫尔病”是一种“发展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主要指制造业；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主要指市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休闲等服务业。
鲍莫尔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部门以劳动成本衡量的单位产品成本持续下降，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不断上升。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形成收入效应，进而大量采购服务，但是服务业效率不易提升，导致工资不断上涨。他预测，停滞部门（服务业）由于工资不断上升、缺乏效率，要么最后消失，要么不断壮大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据有力地表明，“鲍莫尔病”不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在21世纪以及以后，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吗？“鲍莫尔病”的作用机理如何？我们又应该如何治愈它？威廉·鲍莫尔在《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中详细分析了鲍莫尔病的成因，同时提出了应对之策。
“鲍莫尔病”不是坏事
“鲍莫尔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工业化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令人瞩目的生产率提高的产物。它是一种“发展病”，完全停滞的国家不可能出现“鲍莫尔病”。
医疗保健成本的爆炸式增长，早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生产率提升几乎完全消灭了饥荒，创造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大大减少了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它也带来了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重要服务的成本的上升。尽管一些国家的医疗总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它们的医疗保健项目也受到了成本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持续上涨的困扰。
为什么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服务的成本持续上涨率高于经济整体的通胀率？它是否预示着未来的贫困化，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恶化？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危险并不存在，而且令许多人惊奇的是，这些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必定会有一些行业的成本上涨率低于平均水平，同时另一些行业则必定高于平均水平。前者主要由生产过程中很少有机会进行劳动节约型改造的行业组成，而后者，即成本相对下降的行业，则主要是那些提供了大量劳动节约型变革机会的行业。或教育领域，在质量不下降的前提 下是很难高劳动生产率的，即在一定时间内治疗的病人数量或教育的学生量的增加。在医疗保健当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工资水平上升时，各行业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会导致一些行业的实际成本上升，同时另一些行业的实际成本则相对下降。
历史证据已经证实，上面描述的生产率提高中的部门差异有显著的持续性。各个经济部门通常都不会在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与相对较快之间随意摆动。恰恰相反，一个世纪前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的那些行业，到今天从总体上看仍然是落后者。这些行业持续的生产率停滞，给它们提供的服务“强加”了独特的“成本史”。这正是成本病的基本症状：累积性和持续性的成本上升显著超出了整体的通胀率。
不仅医疗保健、教育和许多其他服务领域都面临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而且成本的这种上升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如果不能深刻认识问题的来源，任何试图解决问题的计划都很可能被证明是徒劳的，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但是，一旦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有希望的行动路线就会涌现。这场讨论在刚开始时也许会显得相当严峻，但是在所讨论的故事中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却有一个相当愉快的结局，尽管这个结局最终仍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理性和洞察力。
停滞部门的成本持续上升并不像它们初看上去那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同时进步部门的成本不断下降也并不是纯粹的祝福。成本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增长的烦恼》一书的核心论点是，生产率提高既是导致成本病的原因，同时也是治疗成本病的方法。
是的，我们负担得起
“鲍莫尔病”已经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未来，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
构成成本病的实际成本（经通胀调整后）不断上升是持久而又剧烈的，但是它们并不能迫使我们放弃习惯的消费模式。恰恰相反，成本病的另一面是整体经济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我们负担得起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个人服务，尽管这些服务的成本一直在（令人不安地）不断上升。
事实上，哪怕我们消费的这些服务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也负担得起。
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不会受成本病的困扰。多年来，我们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财富也成倍地增加。但是我们的社会则经历了公共和私人服务质量下降的痛苦过程，有人说是因为这些服务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为了减少预算压力而不得不削减就业岗位。
随着工人工资的提高（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街道和地铁却变得越来越脏乱差，公共汽车、火车和邮政服务都遭到了大幅削减。我们似乎正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行进：要获得个人服务，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而且这种支出在个人和政府预算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成本病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将减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生产率提高确保了工资和人均收入将会继续上升，从而使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相对于消费者的购买力显得更加便宜。这个事实意味着，这些商品和服务我们不仅现在负担得起，而且未来当这些商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时也同样负担得起，尽管它们的成本一直在不断上升。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考虑削减医疗保健、教育或表演艺术方面的开支。在这一点上，未来也早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成本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和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也一直在稳步大幅改善，同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变得更加普及了。
尽管成本病对某些个人服务构成了一定限制，如家庭用人劳动服务和秘书助理服务，但是这种限制并不适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在这些领域，需求不但可以在成本上升时继续保持强劲，而且在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时甚至还会扩大。因此，尽管出现了成本的急剧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后者是由于对成本急剧上升的不当反应所致），但是我们在未来仍然有望获得更多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和警察保护服务（在此仅举三个最关键的停滞部门的服务）。简而言之，尽管它们的成本在不断上升，我们的社会仍有能力扩大对这些服务的消费。因此，这并不是与成本病相关的最终不可避免的真正危险。
在未来，如果成本病仍将继续影响经济运行，那么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随着整体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普通家庭应该可以继续享受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如果政府反应失当，民众能享受的公共服务也可能受到巨大的冲击。
更便宜不一定总是更好
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可以用越来越少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从而大大降低了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这种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行业。
谈到“鲍莫尔病”，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成本增长的一面，这是极大的误解。尽管服务的价格上涨往往非常令人不安，但悖谬的是，它们只是“鲍莫尔病”中威胁较小的一面，其导致成本上升的后果并没有初看上去那么严重。相反，“鲍莫尔病“故事的另一面，即进步部门生产的制成品的价格稳步下降，才是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最紧迫危险的关键来源，我们有能力为我们所需的服务，主要是医疗保健和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非常可能永远负担得起。我们可能无法承受的反而是成本下降的后果：环境破坏和无尽的战争。
随着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实际成本持续下降，许多武器的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很显然，它们的成本持续下降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对人类不利的。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军事商品所构成的威胁，这些武器的大量存在，无疑与它们的相对成本被不断压低有关，与不断发生的暴力和政治动荡的威胁相比，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不断增加的财政后果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而武器成本的下降无疑加剧了这些威胁。
另外，制成品成本的大幅下降，使得很多社会几乎成了”用过即弃“的一次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会把功能基本正常、只是出了一点小问题但仍然有价值的产品一扔了之，这不仅仅是对产品本身的浪费，而且加大了社会处理废弃物的难度，进而导致污染问题。
例如，成本持续下降的部门确保了制造汽车的实际成本不断下降。结果是，汽车就不再只拥堵在美国和西欧的道路上了，在中国和印度那些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交通拥堵现象同样十分普遍。在那些城市里，自行车越来越多地被汽车和摩托车取代，许多以前买不起汽车的消费者现在也能买得起了。随着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的汽车数量增加，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也随之增加。这种成本病使得制造出来的汽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得，因而也有可能污染我们的世界。
制造业成本下降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至少包括：贫困减少、普遍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以及我们普遍拥有的空前之好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经常会说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好处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因为地球的自然之美遭到了破坏、环境毒素对健康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等等。真正可能伤害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是这些潜在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预算赤字。
为“鲍莫尔病”开出良方
成本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而且经济越发达就越突出，但是鲍莫尔却很乐观，他认为，在竞争性社会中，只要制度能够保障创新，我们就负担得起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更多东西。哪怕医疗保健和教育变得越来越昂贵，我们的收入也会增长，因此无须过多担心。
成本病源于不同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的不均等，只有创新停止了，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都变为零，这种生产率增长的不均等才会消失，成本病才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很显然，那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到了那个时候，“贫困病”“暴力病”等更严重的疾病都会登场。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拥有一切：更好的医疗保健、更优质的教育，甚至更多的管弦音乐会，而且我们不必为此放弃衣食住行，甚至无须减少对不那么重要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如舒适的假期、不受限制的旅行和随时可得的娱乐。
这不仅仅是一种显得有些“天真”的乐观主义态度，而且正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医疗费用的爆炸式增长和大学学费的急速提高，并没有阻止美国人消费这些以及其他服务和商品。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寿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长，上大学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恰恰相反，未来真正会对这个理想构成威胁的是愚蠢的公共政策。
我们的社会中仍然会有穷人，而且由于成本病的影响，部分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的资金可能必须通过政府机构来提供，这样必定会带来大量政治问题。
但是，假设未来的生产率不再持续增长。假设创新逐渐停止。假设我们耗尽了自然资源，平均收入水平停止了稳步上升。那样的话，成本病将不复存在，因为成本病本身源于不同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的不均等。如果所有经济领域的生产率增长都为零，这种不均等就会消失，成本病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也就是唯一的好消息了：我们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将会严重得多。
当然，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不会发生。即便像一些观察人士宣称的那样，创新正在放缓，但是创新驱动的生产率提高也仍然远未下降至零。想想互联网带来的奇迹吧。在这里，创新催生了更多的创新。尽管我们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增长率低于正常水平的周期性时期，但是我们显然更应该着眼于未来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那将使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鲍莫尔病”要存在，就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进步部门”的生产率进步要高于“停滞部门”；二是“停滞部门”的工资会随着“进步部门”提升；三是“停滞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因此，如果要治疗“鲍莫尔病”，就需要从这三个条件入手，对症下药。
（1）提升“进步部门”比例
第一种思路是，对产业的结构进行管控，调整“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思路的理论依据很简单：既然“停滞部门”在经济中比例的不断上升会导致整个经济平均生产率的停止或下降，由此引发很多负面的后果，那么只要我们能设法保证“进步部门”的比重不变或者上升，就可以让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实现上升。而只要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是始终上升的，那么即使“停滞部门”出现了成本上升的压力，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等方法来对此进行对冲，整个社会不会出现太大的压力。
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通常需要很多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果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支持，那么就有可能同时推动制造业的生产率增进并提升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而通过这些努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鲍莫尔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提高“停滞部门”的生产率
第二种思路是，设法提升“停滞部门”的生产率。虽然在理论模型当中，“停滞部门”的生产率被设定为是增长缓慢的，但这种设定更多是出于一种理论简化的目的。在现实当中，所谓的“停滞部门”其实也可以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长。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某些必要的改造，让传统上作为“停滞部门”的服务业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进是完全可能的。而从具体的操作上看，以下几个工作可能是值得重视的：
一是要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帮助“停滞部门”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让“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实现提升：
二是要用好各种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商业模式，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更有效配置。依托于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存在的商业模式都被陆续发展出来。在现实中，它们都有助于帮助“停滞产业”实现生产率的提升。而在这些新的商业模式中，平台经济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和平台经济毫无疑问是破解“鲍莫尔病”的一剂良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好它。
（3）控制某些额外的成本上升因素
尽管服务业等“停滞部门”的工资上涨是由制造业等“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拉动的，并且也有不少研究确实发现了两部门的工资之间有共同变动的趋势，但造成服务业成本上升，生产率停滞的原因似乎并不完全来自上述机制。换言之，导致“鲍莫尔病”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正如我们所知，经济学家也许有能力预测任何事情，但就是预测不到未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成本病会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怪病，也是一种我们无法治愈的“疾病”。如果不理解”鲍莫尔病“的本质就胡乱“治疗”，可能会导致种种“政治幼稚病”，进而剥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享受更好服务的机会。
很明显，如果“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是我们负担不起的”这种错觉阻碍了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改善，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不得不承受自己酿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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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经典的经济学科普读物。
“鲍莫尔病”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指 “停滞部门”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必然会随着“进步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大幅上升。该书从这一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医疗和教育这两个成本不断攀升的经济部门。作者认为，这些部门之所以存在严重的“鲍莫尔病”，是因为其商品和服务包含的劳动成分很难在不降低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减少。
经济发展中存在“鲍莫尔病”并非坏事，正如鲍莫尔指出的，生产率的提高，既是导致“鲍莫尔病”的原因，也是疗治“鲍莫尔病”的方法。所以，应对之策最终要落到生产率的提高上，而提高生产率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这正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威廉·鲍莫尔（1922—2017），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病”的提出者，是熊彼特之后在创新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在企业行为、产业组织、增长理论、通货膨胀、艺术品市场、环境政策、竞争政策、创新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著有《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自由市场创新机器》等。
《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
作者：威廉·鲍莫尔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