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至年尾,各家基金公司高管变动也趋于频繁。泉果基金、前海开源基金、益民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日前出现高管变动。截至11月25日,本月高管变动数量已经达到39人,涉及22家公司。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基金公司数量,均是近4年同期数量最高。
拉长时间来看,今年以来的公募高管变动人数已经扩至317人,超过了同期基金经理313位的离职人数,同时行业已经连续6年每年超过300人,公募高管人才的流动愈加常态化。
第一财经注意到,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卸任高管职务的知名基金经理明显增多,卸任原因也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年内至少有15位基金经理卸任高管职位,部分是出于职业规划离开公司,有些则是想回归投研。
从投而优则仕到卸任“官位”,这一趋势为何产生逆转?一位从业多年的大型基金公司人士与第一财经交流时表示,从投资岗向管理岗晋升,是对该基金经理的肯定和激励,也是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但长期下来,并非所有人都能平衡“投”与“仕”的双重身份。
“除了要保持优秀的投资能力,还要有良好的团队管理和领导能力,比如沟通协调、团队建设等,有些基金经理是难以兼顾的,就会在管理与投研之间重新选择。主要还是看基金经理自己的职业规划。”他说
任莉12日后恢复履职
11月25日,泉果基金董事长任莉恢复履行董事长职务,距离其公告“因个人原因暂不能履职”仅12天。在此之前,任莉被有关方面带走协助调查而失联的消息,就已开始在业内流传。如今恢复履职的消息一出,也让这场“失联”传闻落下帷幕。
泉果基金成立于2022年2月,是公募行业中23家个人系基金公司之一。包括任莉在内的公司发起股东均是曾经的东方红资管核心人物,如原董事长王国斌、首任研究总监姜荷泽,以及曾经的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合规总监李云亮。
在这场传闻发酵的10余天里,任莉的营销能力、与招商银行的友好关系也再次被业内关注。2010年,脱胎于东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的东方红资管成立,此时,王国斌和任莉均是核心人物。
“任莉是医药销售出身,自身的能力非常强。当时(即东方红资管时期)她和招商银行的渠道人士关系是不错的,加上很多银行渠道、财富总也是来自招商银行。对于这份人脉,当时我们都很羡慕。”一位在基金市场营销领域从业多年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
另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业内之前是有这种说法,东方红资管的崛起,离不开招商银行零售渠道的大力支持。”据第一财经统计,东方红资管发行的首只封闭两年半的券商集合理财产品、首只三年创新封闭式的权益类基金产品,托管人均是招商银行,募集规模都在16亿元以上。
一份来自2018年的专访信息也显示,当时的招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资类产品研发团队主管曾表示,早在2010年就开始与东方红合作,在东方红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招行的代销占比就比较高。
据第一财经统计,以基金成立日计算,截至2021年7月底(8月任莉离开东方红资管),东方红资管共发行了72只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其中招商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的产品数量为27只,占比超过37%。从“积极性”来看,这些产品里,发行天数在10日之内的有32只,招商银行占比为44%。
“那时候他们业绩好,而且投教舍得投入,当时很多基民不太懂基金,东方红资管那种(投教)做法就深得招行的喜爱。”前述资深人士表示,后来任莉与王国斌成立了泉果基金,业内也认为招商银行依然会给予支持。
2022年弱市中,泉果基金发行的首只基金产品,即泉果旭源三年持有的托管人仍是招商银行。记者当年从渠道人士处获悉,该产品首日认购已超80亿元,次日便因募集规模突破百亿上限而提前结募,成为当年的“爆款”产品。
“明星升官”到卸任
除了任莉以外,近来也有多位基金公司高管出现变更,如上周(11月18日至24日),前海开源基金董事长李强因个人原因离任,益民基金副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王健升任总经理等。
据第一财经统计,截至11月25日,虽然本月还未结束,但月初以来的高管变动数量已经达到39人,涉及22家公司。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基金公司数量,均是近4年同期数量最高。
拉上时间来看,今年以来的公募高管变动人数已经扩至317位,超过了同期基金经理313位的离职人数,同时行业已经连续6年超过300人。从数据分布来看,基金管理人高管变更集中出现在副总经理层面,年内变更人数达到120人,共涉及76家基金公司。
据记者观察,副总经理向来是每年变动最多的职位,在过去,大多是因为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是机构聘任的职业经理人,与公司发展理念是否契合、能否承担起经营管理的责任等方面原因均会导致其职位变动。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卸任高管职务的知名基金经理明显增多。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年内至少有15位基金经理离任副总这一职位。如本月初,信达澳亚基金冯明远因工作安排离任副总经理,转任了公司首席投资官,仍任联席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冯明远此举是为了专注投资。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此前万家基金黄海、乔亮因工作安排离任副总经理,前者转任公司投资总监、首席投资官、基金经理,后者转任公司首席量化投资官、基金经理。此外,南方基金史博、安信基金张翼飞也都卸任了副总职务,专注投研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投研出身的公募副总卸任是发出离职信号。例如今年7月,华泰柏瑞基金原副总经理李晓西离职,9月加入信达澳亚基金。兴业基金知名基金经理钱睿南则先卸任副总职位,后卸任所管产品。协会数据显示,其基金从业资格在10月已归属惠升基金。
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投而优则仕”是公司留住明星基金经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多位基金经理因业绩亮眼而升任高管。然而,随着主动权益基金进入业绩和规模的双重低谷,投研难度加大,这一情况也有所变化。
“主要是因为担任高管以后,和投资无关的行政事务太多了,比较分散精力。”华北一位基金公司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即使是给个头衔挂个名,但一些高管序列的会议等内容还是需要参与,有些基金经理比较喜欢投研,对管理工作热情没有那么高。
事实上,有些基金经理也有类似表达。卸任副总经理职务后,张翼飞在一篇专访中称:“我其实不太喜欢做管理,更希望把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到投研工作上。管好账户这件事,即使全身心投入,也仍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
不过,也有基金公司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这一选择背后或许也有公募行业限薪降薪的传闻影响。他表示,“对于明星基金经理来说,管理的规模大、业绩好,其实待遇就很好了。当了高管,不仅精力会被分散,加上退薪、降薪的传闻还有严监管等方面的要求,受到的限制也更多,所以性价比也不高”。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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